邛都制造 古代婚嫁专用奢侈品(下)

但凡“文物”,在古时候,多数都曾经是人们生活中的日常用品,其功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自己的位置。而在现代人眼中,“文物”之所以充满无限神秘,无非是它们穿越岁月的长河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,身上已然被镌刻下了它所处时代的印迹。

汉代以前,西昌的出土文物多以石器和陶器为主,少有青铜器的身影。而汉代以后,尤其是东汉末年,安宁河流域发现了丰富的汉代遗存,且在西昌及周边发掘的诸多汉墓中,铜器变得常见,其中不乏一些精品文物。

在汉代,铜器仍然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,为何它们在汉代以后开始集中出现?且西昌周边出土的铜器为何大多都是生活用具?如此多的铜器出土是否又与邛都产铜有所关联?

壹寓意吉祥铜洗或为婚嫁器物

铜洗使用鱼纹图案,是否有着特殊的含义呢?如果有,它又有什么样的实在含义呢?

从考古资料中不难发现,以鱼纹图案作为器物装饰纹样的现象,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,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即发现大量鱼纹图案。之后,商周时期的墓葬中也常常发现不同质料的鱼形饰品,有的铜器上还发现有鱼纹图案或“鱼”字铭文铸刻。这些纹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鱼猎生活,部分鱼纹装饰图案还与个别部族的族徽有关。

鱼纹图案在汉晋时期不仅是铜洗这类器物的主要纹饰,甚至可以说是铜洗的专用纹饰。南北朝偶见鱼纹铜洗,及唐宋以来流行于瓷洗、铜镜之上的双鱼纹,也是这类汉晋铜洗装饰纹样风习的流传或演变。从秦汉至明清,鱼纹图案几乎出现在所有门类的艺术品上,而且形式多样、变化多端,其吉祥内涵之丰富,在传统纹样中是独一无二的。

在古人的婚姻观里,传宗接代是婚姻的唯一目的,这在我国古代的礼俗中,表现得非常清楚。所以在古代,把一个人比作鱼,在某种意义上,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,而在青年男女间,若称对方为鱼,那就等于是在说“你是我最理想的配偶!”因此,汉以后鱼纹就和“吉祥”正式挂上了钩,饰有鱼纹图案的铜洗,极有可能就是婚嫁用品。

汉晋时期的历史资料显示,这一时期婚嫁之风甚尚侈靡。《潜夫论·浮侈篇》云:“富贵嫁娶,车轶各十,骑奴侍憧,夹毅节引,富者竞欲相过,贫者耻不逮及”。

关于铜洗可能为婚嫁用品的说法,除了寓意丰富的装饰纹样所反映的含义外,还可以从这类器物的形制演变、用途、铭文及民俗资料等方面加以佐证。

铜洗原为婚嫁器物,在民俗学资料中也有所反映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,今山东大部分地区,在女子出嫁陪嫁品中,无论陪嫁品数量多寡,一件铜盆是必不可少的。因为鱼富有爱情与婚配之意,所以,鱼纹铜洗一类器物或许成为婚嫁专用物品,且一直延用到现在。

贰凉山青铜集中出现在战国至东汉

鱼纹铜洗穿越千年,为我们展现了古人精湛的青铜器制作技艺。让我们来看看凉山的青铜器和青铜文化的发展。

我国的青铜文化形成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,经夏、商、西周和春秋,约达十五世纪之长。春秋进入铁器时代后,青铜铸造业亦有新的发展,主要由礼器、兵器和生产工具向日常生活用具发展。

据目前所知,凉山地区的青铜器除西周早期发现极少数量后,年代较早的集中出现在战国至东汉时期,出土青铜器的种类归结为兵器、宗教法器、礼器乐器、生活用具和货币等。

西汉时,凉山、西昌虽已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,但由于本地部族势力强大,如活动于安宁河流域的“邛人”,以及活动于盐源及周边的“笮人”,所以出土器物仍保持着本地的特色。

先看“邛人”部落。西汉末年,西汉朝廷任命枚根为越嶲郡太守,郡治设于邛都县,原是“邛人”部落的聚居地。公元24年,“邛人”部落的首领任贵杀死西汉任命的越嶲郡太守枚根,自立为“邛谷王”,管理越嶲郡的各项政务。公元25年,公孙述踞蜀称帝,建立“成国”,因蜀地肥沃富饶,兵力精强,“西南夷”中的邛、笮等部族纷纷进献,投靠公孙述,任贵也以越嶲郡归附,成为成国附庸。

叁“笮人”部落离奇地消失于东汉

公元35年,东汉光武帝刘秀派遣征南将军岑彭征讨成蜀,任贵遣使迎降,成为东汉地方大臣;公元38年,任贵遣使上缴越嶲郡三年的计书(内容为郡国一年的租赋、刑狱、选举等情况),东汉光武帝刘秀授予任贵越嶲郡太守的印绶。

公元43年9月,因不堪东汉朝廷对西南边境的开发,以及地方官员对百姓的盘剥,“西南夷”众多部族联合起兵,反抗中央王朝。战争波及益州郡(今云南)、越嶲郡,东汉朝廷征调广汉、犍为、蜀郡和朱提兵万余人,派遣“武威将军”刘尚率军前往镇压。刘尚部队从邛都县渡泸水(今金沙江)进入益州郡,其间,越嶲郡太守、“邛谷王”任贵唯恐对自己不利,随即密谋毒杀刘尚。同年底,刘尚先发制人攻取邛都县,诛杀任贵,并将其家眷全数迁往成都以绝后患。残余的部族分散迁移至大凉山腹地,“邛人”部落由此遭遇重创,逐渐削弱并在史册上销声匿迹。

“笮人”部落也是一样。战国至西汉时期,“笮人”掌握着盐源境内的盐铁、丹砂等珍贵资源,发展成为一个强大、尚武的民族。“笮人”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,并成为了滇、蜀两地纷纷觊觎,或者是竞相讨好的部族。在盐源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,不乏见到滇文化与蜀文化的元素。然而,“笮人”也在东汉时期,离奇地消失了,原因至今为谜。

随后,汉代移民大量迁入越嶲,分散在“南方丝绸之路”沿途,也带来了大量带有成都平原、蜀中色彩的器物,大量的青铜生活用具随即出现。因此,在凉山境内出土的各类青铜器中,除了有自身的民族特色外,更有与其他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,特别与蜀文化和滇文化之间的交流最频繁。

同时,由于南丝路的商贸繁荣,带来了大量的货币需求,西昌境内还出现了官方铸币工场。在与滇、蜀的往来通商中,邛都一带的经济、文化与民间手工业均逐步发达起来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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